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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晚年的佛学研究

时间2015-11-24 14:36:26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 

 


 

  唐朝以后,佛学理论没有什么建树。其原因一是禅宗取得统治地位,其他诸宗难有立足之地,一花独放,自然失去了进取的生机;二是佛儒合流,一些儒生窃取佛学的只言片语,自立门户,互相排斥,佛学被引入了儒家的框架之中;三是佛界乏才,难得水平极高的高僧,佛学理论处于衰退之中。晚清虽然出了一个杨文会,注释经典孜孜不倦,又结合欧美新式自然科学,重新阐释佛经,为人敬仰,但势孤力单,已无法使佛学重新振兴。

 

  佛学和历史上任何一种学说一样,其发展过程中,尤其在中国的繁衍过程中,出现过各种流派,相互争斗。梁启超对此十分重视,有过详细而深入的评析,并且和欧美的哲学流派进行比较,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具有较大的启发性。由此可知,梁启超留下的“中国佛学变迁史”实际是中国佛学学术发展史,他是从理论和学术的角度去阐述佛学在中国的演变历程的。

 

  二、佛经的翻译和传播

 

  梁启超研究佛学,很注重佛经的翻译。因为他认为佛经是外来之学,其生命在于翻译。他曾详细考察了东汉至隋唐700年间佛经翻译的过程、特点、代表人物、成绩和问题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等,俨然成为一部佛经翻译史。据他的统计,东汉至唐开元年间,从事译经的主要人物有176位,翻译佛经2278部,合7046卷。如果从译经的内部变化及不同特色来分段,又明显地分为三个时期:

 

  (一)东汉至西晋。这是译经的启蒙期。开始多为高僧讲译,弟子笔录,究竟准确与否,不得而考。后来一些高僧据原经翻译,遂出现了中国最古老的佛经。这些译经大师有安清、支谶、支谦、朱士行、竺法护等,他们含辛茹苦,译介印度佛典,对佛学在中国的传播有奠基之功。但这时的翻译多为简略本,零散不全,无系统性,也没有形成独自的文体,内容贫乏,感染力差。

 

  (二)两晋至南北朝。这是译经的拓展期,又可分为东晋至二秦的广译阶段、刘宋元魏迄隋的研索和会通阶段。广译阶段,各路高僧致力于选版本,译全书,成绩斐然。诸如:四阿含全部译出;华严全部译出;法华第二译定本出;涅槃初出,且有两译;大集译出过半;宝积续译不少;般若之小品大品,皆经再治;其他重要单本大乘经十数部;律藏初译;大乘论初译,“空宗”特盛;小乘论初译,“有部宗”特盛。如此辉煌业绩的取得,固然是几代高僧努力的结果,但道安及其弟子慧远却起了关键作用。这二位虽不通梵文,但道安有弟子五百,译书之事多由他主持。而且,道安总结了以前译经的成败得失,注重研究,力求真实,文体也甚讲究,译述颇为严密,使译经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南北朝迄隋的研索会通阶段,译者集中于研讨和论述佛经的本意,在前一段广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梁启超指出:“此期中之译业,远不逮前期,其趋势则由经部渐移于论部。”(《饮冰室合集•专集》第60,第16页)总之,佛经的基本格局是在第二期中奠定的。

 

  (三)唐贞观至贞元。这是佛经翻译的鼎盛期。由于玄奘等对译经的重大贡献,这期间佛经诸宗全被译为中文。宋以后,佛经翻译基本上停了下来。从梁启超所列的各个《经律论传译次第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佛经翻译的过程就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过程,也是佛学对中国文化潜移默化的过程。这种文化融合对中华文明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梁启超认为:“我国文化,夙以保守的单调的闻于天下,非民性实然,环境限之也。西方埃及、希腊、小亚细亚为文化三大发源地,有地中海以为之介,遂得于数千年前交相师资,摩荡而日进。我东方则中国、印度为文化两大发源地,而天乃为之阈,使不能相闻问。印度西通虽远,然波斯、希腊尚可递相衔接,未为孤也。我国东南皆海,对岸为亘古未辟之美洲,西北则障之以连山,湮之以大漠,处吾北者,犬羊族耳,无一物足以裨我,惟蹂躏我是务。独一印度,我比邻最可亲之昆弟也。”(《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7,第1页)这种客观地理环境决定了佛经翻译重大而特殊的文化意义。梁氏明确指出:“凡一民族之文化,其容纳性愈富者,其增展力愈强,此定理也。我民族对于外来文化之容纳性,惟佛学输入时代最能发挥。故不惟思想界生莫大之变化,即文学界亦然。”(《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9,第27页)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佛经的翻译就超出了宗教的范围,而具有广阔的社会文化意义。仅拿文学来讲,佛经对中国至少有三大影响:

 

  一是扩大了汉语词汇,注入了许多新名词。佛经翻译中直译和创造了不少词汇,例如众生、三界、法界、世界、因缘、果报、不生不灭、无明、刹那等,据统计达3.5万多个。新名词自然和新思想、新观念联系在一起,这些词语流传的过程,不仅丰富和扩展了汉语言,而且使人们产生了新的意境和追求。

 

  二是使汉语语法和文体发生某种变化。所译佛经皆受外来语格式和语调色彩的限制,流传既久,约定俗成,汉语言即注入了新的格调。佛经中译本和汉语相比,至少有十大不同:1.佛经一般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2.既不用骈文家之绮词俪句,亦不采古文家之绳墨格调;3.倒装句法极多;4.善用提挈句法;5.一句中或一段落中含解释语;6.常反复前文;7.词多联缀,含无数形容词;8.同格的语句,铺排叙列,动至数十;9.一篇之中,散文诗歌交错;10.全文多为无韵的一首诗歌。“及至宋代,随着佛经数百年间的传诵,汉语也或多或少渗入了上述特征。梁启超指出:“自禅宗语录兴,宋儒效焉,实为中国文学界一大革命。然此殆可谓为翻译文学之直接产物也。”(《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9,第29页)这种看法非常符合佛典中译的历史实际。

 

  三是影响了中国诗歌、小说、散文的创作。佛经本身就是上等的文学作品,当其译为中文后,为许多人所效仿。佛教文学至隋唐之后已与中国传统文学“结婚”并繁衍后代。梁氏描绘这个过程时说:“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为之金迻写,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词绩。故想象力不期而增进,诠写法不期而革新,其影响乃直接表现于一般文艺。我国自《搜神记》以下一派之小说,不能谓与大庄严经论一类之书无因缘。而近代一二巨制《水浒》、《红楼》之流,其结体运笔,受华严、涅槃之影响者实甚多。即宋元明以降,杂剧、传奇、弹词等长篇歌曲,亦间接汲佛本行赞等书之流焉。”(《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9,第30页)

 

  梁启超在考察佛经翻译及其影响的同时,还写下了《佛教与西域》、《中国印度之交通》等论文,简明而较准确地评述了以佛学为中心的中印文化交流过程,再现了佛学在中国传播的艰难历程。在佛典东传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一批刻苦耐劳、品德高尚又才华横溢的高僧往“西天”取经。梁氏称其为“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据他统计,有名可查的赴印高僧有105人,实际则有数百人。在当时中印交通极艰苦的情况下,有这么多人从事佛学的移植,实在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了不起的大事。这批高僧所写的各种游记,对于中国人了解西域文明和印度文化有巨大的帮助。此外,“西方之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经此辈留学生之手输入中国者,尚不知凡几。皆教宗之副产物也”(《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7,第30页)。

 (文:李喜所)

责任编辑:ts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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