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秋光

　　慈善公益报  慈善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并展现出突出的连续性。在古代，为政者对慈善事业的施行成效，直接关乎以“仁政”“民本”为基础的政治伦理。尤其是应急慈善中的“荒政”，是历代统治阶层格外重视的事务。中国应急慈善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已积累了大量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并对今天应急慈善的建设仍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因此，笔者在此就中国传统应急慈善的历史启示作一些总结与看法，识者正之。

防患于未然是应急慈善的灵魂

　　自早期王朝至现代国家文明，从政策制度层面对灾荒予以救济的形式，逐渐演变成了荒政文化，并衍生出对应的防灾减灾文化。“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早在春秋时期，管子就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的观点，诸侯国也以此作为积蓄国力的法则。至汉以后，仓储备荒思想逐渐成型，“丰年岁登，则储积以备乏绝；凶年恶岁，则行币物，流有余而调不足也”。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汉的仓储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文化内容随着历史演进逐渐丰富与完善。当然，古代仓储制度本质上仍是围绕备荒这一根本任务所作的国家政治决策，这自然也是出于对政权稳定以及经济发展的双重考量。

　　灾害的发生往往具有偶发性和不可控性，与仓储文化相伴相生的灾害预防、预警机制也应运而生。中央政权将气候变化、农田耕作、粮价波动、水利水文等情况的及时上报，作为地方官员的考核要求。除了建立及时响应的防灾信息网络，大力发展农业水利的也是重要的防灾举措。如郑国渠、都江堰、邗沟等水利工程建设，不仅降低了水旱发生的风险，同时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进一步强化了灾荒预防能力。中国古代的救灾备荒文化一直存续到现代，围绕灾害形成的应急响应与备荒防治制度政策仍是现代灾害应对的主体架构。

官方主导、民间为辅是长期存在形态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应急慈善长期呈现出“官方主导、民间为辅”的基本格局。这一形态既与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国家结构有关，也与传统政治文化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点密切相关。由于灾荒往往涉及大范围人口流动、粮食调配和社会秩序稳定，仅依靠民间力量难以完成大规模救济，因此国家始终是灾害救助体系中的核心主体。

　　早在先秦时期，国家便已承担起赈济灾民的重要职责。《周礼》中即有关于荒政的系统记载，提出“散利”“薄赋”“缓征”等多种救荒措施。秦汉以后，中央政府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灾害管理制度，历代王朝均设置专门机构负责仓储、赈济与灾情上报。尤其到了宋、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对应急救灾的组织能力进一步增强，形成了包括常平仓、义仓、社仓、漕运等综合性荒政体系。灾害发生后，朝廷通过调拨粮食、减免税赋、组织移民、兴修水利等方式进行大规模干预，以维持社会稳定与经济恢复。

　　官方主导的背后，本质上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仁政”理念。对于历代统治者而言，救灾不仅是道德责任，更关系到政权合法性。古代君主的政治合法性“受命于天”，而“天视自我民视”，若灾后赈济失当，极易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历代王朝都将灾害救助视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以赈灾成效作为官员考核的重要标准，这也促使地方政府在应急慈善中承担了更多责任。

　　在官方力量之外，民间慈善同样发挥了重要补充作用。尤其在宋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壮大，民间慈善力量逐渐活跃。地方士绅、宗族、寺院、商帮以及民间善会，在灾荒时期参与救助。例如义仓、社仓在很多地区虽然具有官方背景，但实际运行中大量依赖地方士绅管理；明清时期的善堂、善会、育婴堂、普济堂等，也在地方社会救助中承担了重要功能。

　　中国传统社会中应急慈善呈现出“官民合作”的二元结构。一方面，政府通过政策鼓励、道德表彰等方式引导民间参与救灾；另一方面，民间组织也需要借助官方的合法性与资源支持开展活动。这种国家主导与社会协同的模式，对今天仍具有重要启示。现代应急慈善体系建设，同样需要政府的统筹主导作用。面对重大自然灾害和公共危机，国家在资源调配、信息整合、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动员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同时，也应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企业、志愿者以及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联动的现代应急慈善体系。只有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才能不断提升社会整体的风险应对能力与公共安全水平。

以人民为中心是应急慈善的核心思想

　　中国传统应急慈善的根本精神，在于“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无论是荒政建设、仓储制度，还是赈灾救济，其最终目标都在于保障百姓生计、稳定社会秩序。中国古代政治长期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认为人民是国家存在的基础。百姓流离失所不仅会破坏社会经济秩序，也意味着统治伦理的失效。因此，救灾济民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与道德问题。

　　中国传统应急慈善并不仅仅停留于物质救助层面，还强调对社会关系和伦理秩序的修复。灾后救助除了发放粮食、衣物之外，还包括安置流民、收养孤寡、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社会心理等内容。这说明中国古代对应急慈善的理解，本质上是一种维护社会整体运行的综合治理方式。

　　这一传统对于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现代社会虽然已经建立了更加专业化、制度化的应急管理体系，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始终是应急慈善的根本原则。新时代的应急慈善不仅要关注灾后救援效率，更应关注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基本生活保障以及灾后心理重建，真正实现从“救急”到“治理”的转变。只有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才能不断提升现代应急慈善体系的社会公信力与治理效能。

传统应急慈善的现代转型与时代价值

　　进入现代社会后，中国面临的灾害类型、社会结构以及治理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传统应急慈善中所蕴含的治理智慧与价值理念仍有着关键的参考价值，并在新时代背景下正在实现由传统救济模式向现代治理体系的深刻转型。

　　首先，现代科技的发展极大提升了应急慈善的组织能力与响应效率。中国古代依赖驿站、地方奏报与勘察形成灾情信息网络，而今天则逐步建立起覆盖全国的数字化应急体系。气象监测、卫星遥感、大数据分析、互联网平台与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使灾害预警、物资调配和社会动员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尤其是在重大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中，数字平台能够迅速整合社会资源，实现跨区域、多主体的协同救援，这实际上是传统“备荒”思想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延续与升级。

　　其次，现代应急慈善逐渐形成了更加多元的社会参与格局。传统社会虽然也存在民间慈善力量，但总体上仍以国家主导为核心。进入现代以后，社会组织、公益基金会、企业、社区组织以及志愿者群体日益成为应急慈善的重要参与者。特别是在重大灾害发生后，社会募捐、志愿服务、企业援助和网络公益等形式迅速发展，体现出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的趋势。

　　再次，现代应急慈善更加重视制度化、法治化与专业化建设。中国古代救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官员个人能力与道德责任，现代社会则更加注重制度规范与专业运行。近年来，国家不断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和慈善法律制度，加强灾害预警、物资储备、社会救援、信息公开等方面的制度建设，推动应急慈善逐渐走向规范化发展。同时，专业救援队伍、社会工作者、心理援助团队等力量的出现，也使现代应急慈善超越了传统救济的单一模式，更加关注灾后重建、心理干预与社区恢复等长期性问题。

　　最后，现代应急慈善已经逐渐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一个社会在重大危机中的组织动员能力、资源调配能力、社会协同能力以及公共信任水平，会在灾害情境中被集中检验。应急慈善不仅关乎物资援助，更关乎社会信心修复、公共秩序维持以及共同体意识重建。从这个意义上说，应急慈善已经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慈善”范畴，而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应急慈善最重要的历史启示，是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整体性治理思维，即通过国家统筹、社会协同与风险预防相结合的方式，维持社会运行与文明延续。这种历史积累，也正是今天推进中国特色应急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院院长，历史文化学院二级教授、博导）